在谈到“第一学历”问题时，有些人立即表现出不解和不满，《人民日报》对此进行了多次评论，强调个人是可以成长的，为何一次高考的成绩要决定一生的命运？这番话听上去确实包容，但其实忽略了一个现实：如今的研究生已经不是最优秀的学生继续深造的代表，反而成了一些普通本科院校的“必修课”。在某些地方的本科院校，考研已被纳入学生手册，成为晚自习的内容，并被列入学院的考核标准。从大二开始，学生们便开始准备政治科目，大三则全力攻克英语和数学，专业知识课则仅仅为了能过关，科研训练几乎没有。学校需要提升升学率，院系要争取排名，辅导员关注就业数据，因此，送学生进研究生考试几乎变成了学校的一项主要任务。许多学生并非因为对研究的热爱而选择继续深造，而是因为不考研就无法向自己、父母或学校交代。

因此，用人单位关注第一学历，并不是对“985”或者“211”大学的盲目信仰，而是在询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在本科四年的学习经历，是在学术氛围中成长的，还是在考研的压力下成型的？名校自然也难免会有不优秀的毕业生，但它们提供了不同的学习环境。在图书馆里，学生们讨论论文，在实验室中共同研究数据，彼此比较项目和竞赛，向着导师的课题努力。而在一些二本或三本学校，在虽然也有才华横溢的学生，但这样的比例就显得不那么乐观。此外，更为棘手的是，当学校将“考研率”视为政绩时，那些真正渴望研究的学生往往会被频繁的刷题节奏所影响——大三不参与实验，大四不进行文献综述，考上研究生后甚至连如何阅读文献都需要重新学习。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学历便不再是一种歧视，而是发出了信号。它所传递的不仅仅是智力的标志，更是你在18岁至22岁期间所处的学术环境，是否经历过问题意识的熏陶，是否在没有考试的情况下主动学习。研究生应该具备的创造力、抗挫能力和对未知的好奇心，往往是在这段没有外界强迫的时间里自然生长的。事后再去补充这些能力虽然不是不可能，但代价往往是巨大的。

有人反驳说“研究生也也是考出来的，为何还要关注本科？”恰恰是因为硕士招生的标准化程度越来越高，笔试的区分度降低，而复试又受到人情和材料的混淆，才使得用人单位不得不回归到最后一道筛选：你曾就读的学校是什么。尽管高考制度仍存在许多不足，但它至少记录了一定的区域、家庭背景、天赋和习惯；而考研体制下的高分，反而显得像经过精心培育的标本——整齐、听话，却缺乏活力。

因此，不要急于批评“第一学历歧视”。当一些普通本科院校把考研变成一种必修课程时，当大量硕士生连综述都无法撰写、连为何选择这个研究课题都无法解释，企业在筛选时拿第一学历把关，并非出于势利心态，而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它承认了一个粗糙真理：成长是可能的，但环境会留下痕迹；考试可以复制，但学术影响力是无法简单模仿的。教育的责任不应仅仅被归咎于“歧视”。正是因为某些学校将研究生教育流水线化，迫使用人单位不得不回到高考成绩单中寻找那些仍保留原始活力的人才。